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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述評:著作權侵權賠償數額的確定規則——以違法所得為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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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述評:著作權侵權賠償數額的確定規則——以違法所得為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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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述評

我國《著作權法》第四十九條規定了著作權侵權賠償數額的確定方法及順序,即應遵循權利人的實際損失、侵權人的違法所得、法定賠償的順序。實踐中,權利人的實際損失和侵權人的違法所得通常難以精確計算,而法定賠償50萬元的最高限額又往往無法彌補權利人的實際損失。故如何在兩難中尋求突破,成為權利人訴訟的關鍵。日前,筆者代理的一起著作權侵權案件(以下簡稱“本案”),法院全額支持了原告500萬元的損害賠償請求,現做簡要述評。

01

案情簡介

Law

原告系某卡通形象作品的著作權人,該形象用于某知名服裝品牌并由香港I.T集團運營。原告訴稱,被告抄襲原告的卡通形象并用于其經營的服裝商品且通過網絡店鋪及實體店進行銷售。同時,被告抄襲原告的品牌歷史并通過其官網等媒介對外虛假宣傳。故原告認為,被告的行為已構成對原告作品復制權、發行權、信息網絡傳播權的侵害及不正當競爭,侵權惡意明顯,侵害后果嚴重,要求被告停止侵權、消除影響并賠償損失500萬元。被告辯稱,其所使用的卡通形象系他人已注冊商標,被告已取得該商標的合法使用權,不存在抄襲原告作品和品牌歷史的情形,原告主張不能成立。一審判決被告停止侵權,消除影響,并全額支持了原告500萬元賠償的訴訟請求。被告不服提起上訴。目前,二審已開庭審理,尚未作出終審判決。

 

02

判決理由

Law

針對賠償數額的確定,一審判決進行了如下闡述:本案中,因被侵權所受的實際損失難以確定,原告主張以侵權人的違法所得來計算賠償數額。對此本院認為,從被告的成立時間以及官網對其在全國多個省市設立多家店鋪的介紹中,可以認定被告的經營時間長,銷售區域覆蓋范圍廣;從被告對其經營銷售的服裝種類及款式的展示與介紹中,可以認定其銷售侵權產品的種類多,規模大;從被告抄襲原告品牌歷史的虛假宣傳中,可以認定被告具有侵權的主觀惡意。鑒于被告存在明顯的侵權惡意及侵權嚴重后果,可以依據被告侵權行為所獲得的營業收入計算其違法所得。原告以被告在天貓網站旗艦店銷量前10位商品的銷售總額為基礎,再扣除案涉【2018】第2號行政處罰案卷中《價格證明》所載的服裝成本,以此認定被告侵權違法所得,并不高于被告在天貓網站旗艦店的營業收入,應予支持。被告對案涉【2018】第2號行政處罰案卷中所載的服裝成本有異議,但其在有能力提供的情況下,未提供反映侵權產品成本及實際所獲利潤的相關財務賬簿或其他原始憑據,被告應承擔舉證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

 

03

案件評析

Law

根據《著作權法》第49條的規定,侵犯著作權的,可以按照侵權人的違法所得給予賠償。但該項規定并未對“違法所得”給予明確界定,這為司法實踐中對“違法所得”的理解與適用提供了解釋空間。

侵權人的違法所得通常依據侵權人因侵權行為獲得的利潤計算,即因侵權行為獲得的營業收入或銷售收入扣除其經營成本后的所得。但在實踐中,由于與侵權行為相關的賬簿、資料主要由侵權人掌握,在侵權人不提供或提供虛假賬簿、資料時,權利人往往難以精確計算侵權獲利。因此,侵權人違法所得的認定,需要在審判實踐中創新性的另辟路徑。而本案一審判決對此進行了有益探索,至少為我們展示了如下規則適用的路徑:

一、直接依據營業收入計算違法所得的規則適用

這種計算方法不再考慮侵權人的經營成本,而是將其侵權行為所獲得的營業收入直接認定為違法所得。很顯然,此種認定規則加重了侵權人的賠償責任,屬于懲罰性賠償,應予嚴格適用。對此,國家層面近年來已出臺多部政策性文件,著力強調加大知識產權侵權行為的懲治力度,對情節嚴重的惡意侵權行為實施懲罰性賠償。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于2018年發布的《侵害著作權案件審理指南》第8.6條則做了更加具體的規定,即“通常依據侵權人因侵權行為獲得的利潤計算‘侵權人的違法所得’。若在案證據證明侵權人存在明顯侵權惡意、侵權后果嚴重的,可以直接依據因侵權行為所獲得的營業收入計算其違法所得。”參考上述規定,筆者認為,權利人如果主張以侵權行為所獲得的營業收入計算其違法所得,至少應就以下內容舉證證明:第一,侵權惡意明顯;第二,侵權后果嚴重;第三,侵權人有營業收入;第四,該營業收入系由侵權行為所獲得。在上述待證事實成立的前提下,法院可將能夠確定的侵權人的營業收入作為違法所得,并據此確定侵權賠償數額。
二、舉證妨礙規則的適用
舉證妨礙規則屬于侵權人違法所得數額的確定方法之一,在商標法、專利法司法解釋中已有明確規定,但現行著作權法未作相關規定。參考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發布的《侵害著作權案件審理指南》第8.7條有關舉證妨礙的規定,筆者認為,適用舉證妨礙規則應同時具備如下條件:第一,權利人的實際損失難以確定;第二,權利人就侵權人的違法所得提供了初步證據,包括侵權人部分侵權產品的銷售記錄以及對外宣稱的獲利等;第三,侵權人被責令提供其所掌握的與侵權行為相關的賬簿、資料,但侵權人不提供或者提供虛假的賬簿、資料。在滿足上述條件的前提下,法院可根據權利人的主張和提供的證據認定侵權所得的數額,侵權人由此承擔舉證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
三、裁量性賠償規則的適用
裁量性賠償不屬于新的賠償數額的確定方法,而是通過充分尊重市場營收規律來計算侵權人違法所得的一種方法。權利人提交的證據盡管無法精確計算侵權人的違法所得,但在案證據可以按照正常的市場收入情況計算出侵權人的違法所得的,則可以按照裁量性方法計算出高于法定賠償最高限額的賠償數額。筆者在代理本案一審時即主張采用裁量性賠償規則,并圍繞此規則提出賠償訴請、組織證據材料。具體而言,首先,對被告在天貓網站旗艦店所售侵權商品的種類、銷量及單價進行了網頁公證;其次,對被告在天貓網站旗艦店銷量前10位的侵權商品的單價和銷量制作成統計表;第三,申請法院調取證據即案涉【2018】第2號行政處罰案件卷宗材料,其中所載《價格證明》可作為確定案涉侵權商品生產成本的參考;第四,根據上述證據,可確定被告的部分違法所得=(部分侵權商品的銷售單價-可供參考的生產成本)×部分侵權商品的銷量;第五,根據上述確定的部分違法所得主張500萬元的賠償數額。
本案一審判決的創新之處在于綜合運用了上述三項規則,即:第一,直接依據營業收入計算違法所得的規則適用。具體體現在:判決認為“被告存在明顯的侵權惡意及侵權嚴重后果,可以依據被告侵權行為所獲得的營業收入計算其違法所得”;第二,舉證妨礙規則的適用。具體體現在:判決認為“被告對案涉【2018】第2號行政處罰案卷中所載的服裝成本有異議,但其在有能力提供的情況下,未提供反映侵權產品成本及實際所獲利潤的相關財務賬簿或其他原始憑據,被告應承擔舉證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第三,裁量性賠償規則的適用。具體體現在:判決認為“原告以被告在天貓網站旗艦店銷量前10位商品的銷售總額為基礎,再扣除案涉【2018】第2號行政處罰案卷中《價格證明》所載的服裝成本,以此認定被告侵權違法所得,并不高于被告在天貓網站旗艦店的營業收入,應予支持”。
綜上,筆者認為,一審判決體現了審判人員較高的裁判能力和專業素養。同時,判決也體現了當前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提高侵權行為人的違法成本以及優化營商環境等相關文件精神,不失為一次有益的、創新性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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